沈雷：当赛场上没有国歌响起
每逢大赛，总有不少人围绕着唱歌与爱国大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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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赛场上没有国歌响起》
文/沈雷
足球是现代文明的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诸如此类早被说烂的话，出处早不可考，之于世界杯，倒也不乏正确性。足球项目具有它者难以媲美的全球普及性，以nation为参赛单位，无论强弱大小东西南北，规则平等，结果了然，此类元素相加，给予了现代国家以最强烈的存在感。
民族情绪的点燃需要一些隆重的仪式作为催化剂。于奥运会这类综合性运动会，无外乎开幕式入场仪式上的团队展示，与颁奖礼时的升国旗奏国歌，不过前者动辄两个小时流于枯燥乏味，后者又对成绩相当苛刻难免精英化。
相形之下，世界杯之类的国际足球赛更为公平，开哨前必有一道奏国歌程序，无论你是西班牙、巴西还是圣马力诺、安道尔，一律对等，童叟无欺。
记者生涯亲身经历此类场合百多次，不可否认，当本国国歌响起，确实瞬间有肾上腺素剧烈的涌出感，若是耳边合着数万人的齐唱，“热血沸腾”的现实体验不过如此。想想也是，远离了出早操的中学时代，国歌与每个人的距离渐行渐远，足球比赛中的仪式招回了某种久违或者说全新的感觉，兴许此时才赋予了“nation”以真实的物理存在感。
关于国际足球赛前“唱国歌等于打鸡血”的作用，虽未经严密的科学考证，但在传统足球圈里却几有共识。每逢大赛期间，都有不少人围绕着唱歌与爱国大作文章。
【一】
比如这几天的霍奇森——这位年迈的英格兰队主帅，在球队出征世界杯前专程通过BBC发表了这么一番言论：“你的对手们通常放声高唱国歌，同时把手贴放胸前，我们会像其他球队那样做的。球员们为身为英格兰一员而自豪，对于我而言，为身为英格兰主帅自豪。国歌奏起的时候当然要唱。”
这或许是“政治正确”的表态，亦可能出自于老派足球人的内心深处。当然，行事永远难于表态，霍太公也不得不承认现状，“因为球队阵容变化很大，也许我们要提醒球员们要唱国歌。我当然不会一一检查，但是我希望他们遵照。”
较之两年前的欧洲杯，英格兰队中有12个位置产生了变动，真正算得上是新人的其实只是号码大于等于18的那6人，而这其中，西班牙后裔拉拉纳、有尼日利亚血缘的巴克利与出生于牙买加的斯特林，或许会在国歌仪式中被格外关注。
“国歌令”执行存在困难，真正的源头倒并非球队中新人多否，而是整个社会背景的改天换日。较之1966年冠军之师时的纯粹血统，如今的英格兰足球队中有近半数人拥有“它队”背景：核心如杰拉德、鲁尼、卡希尔，均可选择为爱尔兰而战（杰拉德的堂弟安东·杰拉德甚至早就是爱尔兰国字号成员）；中坚如雅吉尔卡亦可披上苏格兰战袍；后生如维尔贝克，若非英足总下手赶快，早就该成了加纳队一员。
其实关于歌唱《天佑女王》的争议，在伦敦奥运会足球赛场上就闹腾过一回。英格兰之外的三家独立足总都不配合组队，加之TEAM GB（大不列颠之队）的名称颇带着几分怪异，时隔半个世纪重返奥运会的英国足球队注定与争议结伴。
在英女足的首战，阵中的苏格兰球员利特尔与迪亚克在开场时拒绝跟唱《天佑女王》——这是联合王国的国歌，但更是英格兰“国歌”，苏格兰球员习惯了在这个场合吟唱《苏格兰之花》，而威尔士奏响的则是《吾先辈之土》。这桩麻烦事最终以英国奥委会一纸“说了等于没说”的声明终结：利特尔唱不唱是她自己的事，但所有选手须对国旗国歌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也许跟唱是尊重的一种体现，但谁也无法证明，不跟唱就代表不尊重。作为大不列颠男队的灵魂，吉格斯就持这样态度，在仪式中同样没有开口的威尔士老将，只是要求同胞球迷在演奏《天佑女王》时别发出嘘声……
（资料图：2012年伦敦奥运会，吉格斯拒唱《天佑女王》）
【二】
英格兰血缘上的远亲、足球上的夙敌德国队，过去两届大赛也都曝出过关于国歌的争议。
2010年世界杯时，名宿贝肯鲍尔对半数德国国家队队员在国歌响起时不跟唱而大发雷霆，坚信“唱国歌是调动球员战斗欲望的最好方式”的贝肯鲍尔，据称在1984年执教西德队时就下达了必须执行的“国歌令”。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后，德国媒体与部分政客又一次集中攻击了部分球员噤声的行径，《图片报》大标题相当骇人——“在唱国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输了！”
比起调子柔缓的《天佑女王》，原曲为海顿所谱的《德意志之歌》要激亢得多。现下这支德国队偏爱在国歌仪式中互搭肩膀，阵势仿佛是即将面对点球决战，队中又有几位努力高歌的大嗓门，比如默德萨克——论架势，论嗓门，都配得上曲调。可激努贝肯鲍尔以及一些媒体的，是厄齐尔、赫迪拉、博阿滕那几位移民后裔，他们确实不会随着队友动口，而且还总爱扎堆站在一起，扩大了噤声的视觉效果。
贝肯鲍尔或许遗忘了时代变迁的事实：当年自己治下的西德队由清一色的日耳曼球员组成，甚至连同队球员分别来自东西德这样的身份分裂感都尚未诞生；而现如今的德国队阵中有波兰（克洛泽、波多尔斯基）、土耳其（厄齐尔）、加纳（博阿滕）、突尼斯（赫迪拉）后裔，虽然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阵容中的“外来者”比例为近几届大赛新低，但这些甚至在自家不说德语的球员，早就成了德国足球队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贝肯鲍尔也许真忘了，但媒体与政客的行为多半只是为了迎合读者与选民而故意无视现状——在这个充满了移动与变化的新时代，nation中 “国”的这层含义虽未改变，但“民族”的概念已不再如几十年前那样铁板一块。无论是贝肯鲍尔还是记者或政客，都不必为德国足球的成绩负责，坐在德国国家队主帅位置上的勒夫却必须看清大势，“如果更多的球员高唱国歌，我们当然会很高兴，但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因为这支球队的很多人有完全不同的血统和背景。”
在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界杯的国际体育场合中，身份认同只在于以护照为代表的国籍而非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既然并非歌唱大赛，又怎能以引吭与否作为取舍标准呢？
【三】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在德国的邻居、素来以开放激进闻名的荷兰人看来，德国足球对于“外来者”的开放态度，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就在2006年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月，绰号“铁女人”的荷兰移民局时任局长丽塔·沃尔东克驳回了萨茹曼·卡劳的入籍申诉。尽管荷兰足协与国家队主教练范巴斯滕为卡劳入籍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不惜动用名宿克鲁伊夫来证明“有了卡劳的荷兰队将变得更强大”（卡劳曾在此前一年获得象征荷兰足坛最佳新人的“克鲁伊夫奖”），但移民局方面却坚持认为，这位无法通过荷兰语和荷兰历史考试的科特迪瓦前锋不能获准入籍。
沃尔东克的决定令当时不少荷兰人认为过于教条主义，在媒体笔下，年长卡劳一岁的南多·拉斐尔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安哥拉难民的足球生涯起步于荷兰名旅阿贾克斯，却因入籍无门而无法获得工作许可，不得不转投柏林赫塔队，在德国呆了不足三年，拉斐尔便顺利入籍，并代表德国U21队参加了欧洲青年锦标赛。
荷兰人当年哀叹，开放的德国足球抢走了自己的未来瑰宝，但这份沮丧现在也许烟消云散，拉斐尔日后没能表现出与潜力相称的实力，如今混迹中超河南建业，无缘入选德国成年国家队的他又一次回归了安哥拉队。
卡劳被荷兰拒之门外，让一出名为《兄弟阋墙》的滑稽戏在世界杯上的公演推迟了整整4年。2006年时荷兰与科特迪瓦同组，小卡劳的哥哥博纳文图尔·卡劳正是“非洲大象”阵中一员。
同样在鹿特丹费耶诺德队成长起来的博纳文图尔，曾经对弟弟一心投奔“橙衣军团”大为支持，“祖国和国家并不是一个概念。萨茹曼认同、喜欢荷兰足球，更希望自己加盟到一支有实力夺得世界杯的球队。我理解他的选择。这根本涉及不到爱国与否的问题，卡劳的祖国依旧是科特迪瓦。”被荷兰移民局拒绝后，萨茹曼·卡劳远走英格兰发展，断了继续等待荷兰国籍的念想，并随即加盟了自己曾经拒绝了多次的科特迪瓦队，这下国家与祖国又合二为一。
通不过荷语与荷国历史考试的卡劳，估计入了籍也唱不出荷兰国歌《威廉颂》。这首被公认为全球最古老的国歌长达15节，堪称世界杯参赛国之最，此歌每节头一个字母连在一起，便是“WILLEM VAN NAZZOV”，意即荷兰“国父”威廉·范·拿骚。“藏头诗”固然华美，但15节的长度也难倒了大片荷兰人，能唱全《威廉颂》的本国国民不算多数，那又怎能去责怪同样从不跟唱的苏里南与印尼混血德容、荷属安的列斯人威廉、摩洛哥后裔阿费莱？如果卡劳当年入籍，或许亦在可宽恕之列。
世界杯赛场上不唱国歌的烦恼，除了“不愿唱”、“不会唱”，还会有另一种版本：“无词可唱！”
《间奏曲》是世界杯新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22年来的第二首国歌，前任《统一的国家》因歌词中忽略了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与克罗地亚族，而在1999年被有曲无词的《间奏曲》取而代之。另一个无词案例则是西班牙国歌，据说原本为军乐的《皇家进行曲》亦是压根从未填过歌词。
2008年西班牙也搞过歌词征选，最终却因反对意见强烈而不了了之。无词的尴尬不得不继续，但西班牙足球队却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连续三届大赛的冠军包揽（2008年欧洲杯+2010年世界杯+2012年欧洲杯）。
对于“唱国歌等于打鸡血”理论，这或许是最为严肃的一次回击。
（注：本文原标题为《从国歌聊开去的世界杯》）
【作者简介】
沈雷，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文汇报体育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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